編者按：近年來，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嚴峻。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人也被迫離開家園。這篇文章來自編譯，作者在文中介紹了因氣候危機而不得不離開家園的氣候移民群體，同時倡議通過全球努力一起來保護與幫助這群氣候難民。

       一場劇變即將到來。氣候變化導致人口流動加劇，越來越多的人都在往城市遷移。在過去十年里，全球范圍內遷移人數翻了一番，流離失所者數量急劇增加，出臺相關應對措施刻不容緩。要想在這場氣候崩潰（climate breakdown）的慘劇中幸存，就需要有計劃、有意識地實現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遷移。

       與 30 年前相比，如今全球氣溫超過 50 攝氏度的天數已經翻了一番，這種高溫天氣會對人類造成致命打擊，給建筑物、道路和發電站也帶來巨大問題，致使那些遭受高溫侵襲的地區不再適宜人類居住。這場一觸即發的地球劇變亟需全人類的積極響應。我們需要構建一個服務于全人類的、更具有彈性的全球社會，幫助人們擺脫危險和貧困、走向安全和舒適。

       大量人口將需要遷移，這不僅僅是遷移到最近一個城市這么簡單的事情，而且還涉及到跨越大陸的遷移。對于居住在氣候條件相對較好地區（尤其是北半球緯度更高的國家）的人來說，他們既需要適應氣候危機帶來的變化，同時還需要接納數百萬受氣候影響而被迫遷移的人們。我們需要在那些冰雪迅速融化且溫度較低的兩極附近建立新城市。例如，西伯利亞的部分地區已經連續數月錄得了 30 攝氏度的溫度。

       北極地區也沒有逃脫大火的吞噬，西伯利亞、格陵蘭島和阿拉斯加州等地都出現了超級大火。即使是在氣溫低于零下 50 攝氏度的一月份，西伯利亞凍土層都能發生火災。這些“僵尸火”終年陰燃在北極圈以內和周圍的地下泥炭層中，最后爆發成大火，橫掃西伯利亞、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三地的北方針葉林地帶。

       2019 年，大火摧毀了 400 多萬公頃的西伯利亞針葉林，火勢持續了三個多月，產生的煙塵和灰燼甚至可以覆蓋歐盟所有成員國。有關模型預測，到 2100 年，北方針葉林和北極苔原地帶的火災次數將增加四倍。

       無論你現在身處何處，氣候遷移都將會對你和你下一代的生活產生影響。對于全國三分之一人口都居住在不斷下沉的低洼海岸地區的孟加拉國來說，可以預見的是，那里越來越不適合人類居住。（預計到 2050 年，1300 多萬孟加拉人，即孟加拉國總人口的近 10%，都將會離開自己的國家。）在未來幾十年，富裕國家也會受到嚴重影響。

       我們目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氣候變化與世界人口變化挑戰。未來數十年，全球人口還將持續增長，并在本世紀 60 年代達到峰值，屆時，全球人口將接近 100 億。其中，人口增長幅度最大的地區都在受氣候災難影響最嚴重的熱帶地區，那里的人只能向北方逃離。

       而北方國家則面臨著相反的問題，即社會老齡化引發的人口危機——老齡人口多，而勞動力人口短缺。北美洲和歐洲現有三億人超過了正常退休年齡（65 歲及以上），預計到 2050 年，該地區的供養比率將達到每 100 個勞動力人口（20 至 64 歲）要供養 43 名老年人。無論是像慕尼黑這種人口密集的城市，還是像美國紐約州布法羅這種人煙稀少的城市，都將開始爭相吸引移民。

       即將到來的移民潮中會包括多個群體：想要逃離致命熱浪和農作物歉收的極端貧困群體、受過教育的人、中等收入群體、由于不可能申請銀行貸款或財產保險而無法住在原本計劃居住地區的人，以及因工作需要而搬遷的人。在美國，氣候危機已經使數百萬人背井離鄉：2018 年，120 萬人因極端條件、火災、風暴和洪水而流離失所；到 2020 年，因氣候危機導致的年死亡人數已增至 170 萬人。美國現在平均每 18 天就發生一起損失近十億美元的氣候災難。

       美國西部一半以上的地區正面臨極端干旱天氣，俄勒岡州克拉馬斯盆地（Klamath Basin）的農民甚至打算非法使用武力打開大壩閘門來滿足灌溉之需。而其他一些地區的情況則恰恰相反，無論是西部加州“死亡谷”，還是中東部肯塔基州，數千人都因致命洪水而被圍困。

       據科學家和記者聯合建立的非營利組織“氣候中心”（Climate Central），到 2050 年，美國平均每年將有 50 萬棟房屋遭受至少一次洪水襲擊。由于海岸侵蝕和海平面上升，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讓·查爾斯島（Isle de Jean Charles）已經獲得了 4800 萬美元聯邦撥款，計劃用于整個社區的撤離和重新安置；英國威爾士費爾伯恩（Fairbourne）的村民們被告知，由于整個村莊不斷被海水侵蝕，預計 2045 年整個村莊可能會被海水淹沒，因此他們應該離開自己的家園。另外，沿海較大城市也面臨著風險。預計到 2050 年，威爾士首都加的夫（Cardiff）將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淹沒。

       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U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的一份報告預測，在未來 30 年內，全球將出現近 15 億的環境移民，而根據最新的預測數據，2050 年全球將出現 12 億環境移民，2060 年將出現 14 億環境移民。2050 年后，隨著全球進一步升溫，以及全球人口將在本世紀 60 年代中期達到預期峰值，屆時，環境移民數量預計會出現飆升。

       我們人類面臨的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的世界是什么樣子？我們將需要找到全新的方法，既能滿足飲食、燃料需求并維持生活方式，又能降低大氣中的碳含量。隨著城市數量減少，我們還將需要置身于人口越來越密集的居住環境，同時還要減少由于人口密集而帶來的風險，包括用電短缺、衛生狀況、過熱、污染和傳染病等問題。

       另一個挑戰是克服對某片故土的歸屬感和依賴感。我們需要融入多樣性的全球社會，生活在新建的極地城市。我們需要做好隨時再次遷移的準備。氣溫每升高一度，就會有大約 10 億人被迫離開那些人類已經生活了數千年的地方。面對即將降臨的劇變，時間似乎并沒有站在我們人類這一方。

       遷移并非問題本身，而是解決方案。

       我們如何應對這場全球危機以及如何在遷移過程中人道地對待彼此，將決定我們是能夠順利通過這場危機考驗還是在危機中產生暴力沖突和不必要的傷亡。如果應對得當，這場劇變可能會孕育出一個新的全球性的人類聯邦。遷移正是讓我們擺脫這場危機的關鍵途徑。

       無論是為了躲避災難、尋求安全而遷移，還是為了尋找新的機遇而遷移，都離不開合作。只有通過廣泛合作，我們才能夠成功遷移。要知道，正是我們過去的遷移才造就了今天的全球社會。遷移造就了現在的我們。我們的國家身份和國家邊界實則是反常現象。

       阻止外國人員入境其實是一個比較新的理念，并不是早已有之。過去，各國更關心的是如何吸引人們留下，而不是阻止人們到來，因為各國都需要勞動力和稅收。

       有些人可能認為，需要通過國旗、國歌和保衛領土的軍隊才能培養出國民的國家意識。但事實上，成功的官僚體制才是關鍵。只有政府對人民生活進行更大程度的干預，并建立一個廣泛、系統的官僚體制，才能使一個復雜的工業社會正常運轉，從而使公民產生國家認同感。

       例如，普魯士王國在 19 世紀 80 年代開始發放失業救濟金，最初只發放給本國人，但后來從外國移民到普魯士的失業工人也能獲得救濟金，這意味著原有官僚體制需要加入新的內容，從而確定誰是普魯士人、誰有權享受福利。這就促成了公民身份證件和邊境管制的出現。隨著政府施加更大的控制，這些移民通過繳納稅費也獲得了更多利益及權利（如投票權），促使他們產生了對國家的認同感與歸屬感。自然而然地，他們認為普魯士王國就是自己的國家。

       民族國家是一種人為建立的社會結構，它是基于“世界是由居住在地球各地的不同種族群體組成、群體中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效忠于自己的群體”這一前提而形成。但現實要復雜得多。大多數人都會講多個群體的語言，種族和文化多元化也是常態。雖然許多政府認為個人的身份和福祉離不開民族群體的身份和福利，但這種想法十分牽強。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就曾將民族國家描述為“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民族國家模式經常都行不通，這并不是什么奇怪事。自 1960 年以來，全球已經發生了大約 200 場內戰。不過，仍有不少由不同群體組成的民族國家總體運作良好，比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坦桑尼亞，或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等由全球移民共同創造的國家。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所有民族國家都是由各種群體混合而成的。民族國家的坎坷或失敗并不是由多樣性造成的，而在于官方缺乏足夠的包容性——國家應該公平對待每一個個體，即便這些個體可能歸屬于其他群體。如果政府與某個特定群體有特定關聯，那這個政府的政權則不牢靠，它易于輕視其他群體，進而滋生不滿情緒，導致群體之間的對立，致使人們轉而依賴基于血緣關系的聯盟。

       一個官方包容性得到人民認同的民主國家通常會更加穩定，但它也需要一個復雜的官僚體制來支撐。許多國家以各種方式展開了探索和實踐，例如，將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讓其在民族國家內部對各自事務擁有發言權和代理權（加拿大或瑞士各州就保持著這樣的做法）。

       通過將多個群體、語言和文化視為同等合法，像坦桑尼亞這樣的國家甚至能夠容納至少 100 個不同民族及多樣化的語言。在有意識地追求多民族融合的新加坡，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婚姻是異族婚姻。但群體之間并不平等的等級制度使得群體之間的融合更加困難，特別是當少數群體將這種等級制度強加給多數群體時。

       2021 年 4 月，美國南達科他州州長克里斯蒂·諾姆（Kristi Noem）在 Twitter 上寫道：“南達科他州不會接納拜登政府想要安置的任何非法移民。在此，我要告訴所有非法移民……如果有朝一日你能夠成為美國公民，那再來聯系我吧。”

       南達科他州的成立其實并不光彩。1860 年到 1920 年期間，成千上萬來自歐洲的非法移民依照《宅地法》（Homestead Act）從美洲原住民手中竊取土地而沒有提供任何補償或賠償。諾姆州長的這種排他性態度削弱了州內所有人的共同公民意識，在身份得到承認和未得到承認的群體之間造成了分歧。

       要想在所有公民群體中建立國家認同感，官僚體制的正式包容是基礎，特別是在大量移民涌入的情況下。但幾十年或幾個世紀遺留下來的不公正問題依然盤踞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多個領域。

       歐洲將移民打擊戰的前線部署在了地中海，那里有意大利軍艦負責巡邏，其任務是攔截前往歐盟的小型船只，并迫使它們轉向前往北非海岸的利比亞港口。其中一艘軍艦卡普雷拉號（Caprera）在攔截了共計載有 7000 多個移民的 80 多艘船只后，因“捍衛我們的安全”而受到對移民持反對態度的意大利內政部長的贊賞。2018 年，他還在 Twitter 上發布了其與軍艦官兵的合照并配文道：“榮譽！”。

       然而，在同一年對卡普雷拉號的檢查中，警方卻發現了 70 多萬支違禁香煙和大批其他走私貨物。這些貨物都是軍艦官兵從利比亞進口的，計劃在意大利出售牟利。經進一步調查發現，走私企業竟然還勾結了該國其他幾艘軍艦。負責該調查的警督加布里埃爾·加加諾（Col Gabriele Gargano）表示，“我感覺這就像天使在作惡。”

       該事件凸顯了當今一部分群體對移民所持態度的極度荒謬之處。移民管制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但被管制的對象應該僅僅是人，而不是物品。為實現貨物、服務和資金的跨境流動，許多人也付出了巨大努力。每年在全球各地流動的貨物超過了 110 億噸，這相當于每人每年 1.5 噸，而人類作為所有這些經濟活動的核心，卻無法自由活動。因此，人口問題嚴峻和勞動力緊缺的工業化國家也難以雇傭到那些急需工作的移民。

       在全球范圍內，目前還沒有負責監管世界各地人員流動的機構或組織。各國政府基本都是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的成員，但該機構只是聯合國聯系組織，而非聯合國專門機構：它不受聯合國大會的直接監督，也不能制定統一政策促使各國雇傭移民作為勞動力。負責管理移民的通常是各成員國的外交部，而非勞工部，因此沒有足夠的信息或協調的政策來促使移民與就業市場恰當匹配。對此，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機制來更有效地管理全球勞動力的流動，畢竟，勞動力才是最大的經濟資源。

       關于移民問題的討論總是滯留在應該允許什么這個問題上，而忽略了為將要發生的事情做準備。各國需要從管控移民的理念轉向管理移民。至少，我們需要為合法的經濟勞動力的遷移與流動建立新的機制，并為那些逃離危險的人提供更好的庇護。

       今年二月，在俄羅斯發起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后的幾天內，歐盟領導人就專門為逃離沖突的難民通過了開放邊境政策，賦予他們在歐盟各地生活和工作三年的權力，同時還承諾幫助他們解決住房、教育、交通和其他需求等問題。這項政策無疑挽救了無數生命，此外，取消原本漫長的庇護申請審批程序，數百萬難民也能夠分散到適合自己維持生活和易于得到當地社區幫助的地方。

       在整個歐盟，人們通過自己所在的社區、社交媒體和收容機構而團結在一起，展開討論并通過各種方式來收容難民。他們為難民騰出自家房間，發起衣物和玩具募捐，建立語言學習中心，提供心理健康支持。這一系列活動的合法性都受惠于開放邊境政策的出臺，其大大減輕了中央政府、相關城鎮和難民們的負擔。

       遷移需要資金、關系和勇氣。無論怎樣，遷移都不可能是一場輕松之旅。畢竟，遷移就意味著迫不得已離開家人，去到陌生的環境，講其他的語言。在一些國家，人們幾乎不可能遷移到其他地方去工作，而在另一些國家，父母不得不離開孩子外出打工，無法參與孩子的成長。在中國已經成年的年輕人群體中，許多人在成長過程中幾乎只能在每年春節期間與父母團聚一周左右。

       在過去的中國，由于過時的土地法以及城市缺乏社會住房、兒童照管、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數億人都生活在農村與城市的夾縫之間，無法完成從農村到城市的過渡。留守在農村的人口則主要靠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往家里匯款而維持生活，他們不能賣掉也不想失去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因為手中的田地是他們唯一的社會保障。留守兒童則擔負起照顧家中老人的責任。農民工在城市買不起房，等到再也干不動活的時候就只能返回農村，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閉環。

       在其他地區，遷移人群為了到城市或外國工作而不得不向人口販賣者支付巨額費用，到最后發現自己雖然簽了合同，但是地位可能并沒有比奴役高太多，而且還不得不干滿合同規定的時間，直到贖回自己的護照并返回家鄉。他們能寄給家人的工資也寥寥無幾。這個群體主要是來自亞洲的建筑工人以及中東和歐洲的家政工人，他們幾乎得不到保護，有的甚至最終可能被強制成為性服務者，或在食品加工廠或服裝廠體驗不人道的工作條件。和我們一樣，大多數遷移人群也希望通過遷移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有些人之所以選擇遷移卻是為了生存。

       我之前走訪過四大洲一些國家的難民營，數百萬人生活在不穩定之中，有的甚至幾代人都始終生活在這種條件下。縱觀全球，無論是堆擠在難民營里中的是蘇丹人、巴勒斯坦人、敘利亞人、薩爾瓦多人，還是伊拉克人，問題都一樣：他們都希望有尊嚴地活下去。他們希望自己有能力養家糊口，擁有工作和自由活動的權利，可以安全地生活。

       盡管這種愿望并非極難之事，而且也有助于實現互利共贏的局面，但目前在很多國家，卻無法實現這一愿望。隨著環境的不斷變化，數以百萬計的人可能都只能繼續待在糟糕的難民營中。從全球來看，封閉的國界制度和敵對的移民政策體系存在缺陷，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全球正在經歷有記錄以來最大規模的人口被迫遷移，這一規模只會有增無減。2020 年，全球各地難民人數已經超過一億，比 2010 年增加了兩倍，其中一半是兒童。這即意味著，地球上每 78 人中就有一人被迫遷移。其中，只有極少部分因戰爭或災難而被迫離開家園的難民才有登記在冊且擁有合法身份證件。

       除此之外，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預計，全球范圍內有 3.5 億非法移民，僅美國就有 2200 萬人。這些非法移民包括非正式工人和沿著古老路線跨越國界的人，意識到自己不受法律認可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終日生活在社會邊緣，無法獲得社會支持系統的幫助。

       如果全球 42 億人無法擺脫貧困，以及南北半球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那遷移就不會停止。其中，生活在受氣候影響地區的貧困人口還將受到不同程度的其他影響。各國有義務向難民提供庇護，但根據 1951 年通過的《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1951 Refugee Convention）中對難民的法律定義，因氣候危機而不得不離開家園的人并不屬于難民。

       不過，情況也開始有所好轉。2020 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做出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各國不得將氣候難民遣送回國。這即意味著，一個國家如果將那些遭遇氣候危機的人遣返回國，置其于危險之中，那就將被認定為違反人權義務。然而，該委員會的裁決在全球范圍內并不具備法律約束力。

       如今，因氣候變化而被迫遷移的人數已超過 5000 萬，它甚至超過了因政治迫害而逃離家園的人。難民和經濟移民之間的區別并非涇渭分明，氣候危機使這一區別更加復雜難辨。雖然颶風席卷整個村莊而帶來的巨大破壞可能會讓人們一夜之間淪為難民，但大多數時候氣候崩潰對生活的影響卻是漸進的，可能是一次又一次歉收，也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無法忍受的高溫天氣，這些都成為了促使人們尋找更好落腳點的催化劑。

       我們應該給予世界和人類一些時間去適應即將到來的大規模遷移，這也是氣候適應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點。然而，隨著環境變得越來越致命，富裕國家反而卻在軍事化武裝其邊境地區，建起了所謂的“氣候墻”，相關支出比在應對氣候緊急狀況上的支出還要多。

       此外，針對尋求庇護者的離岸拘留與“處理”中心的數量也越建越多，致使死亡人數不斷增加，也讓人們看清了發達國家未能緩解氣候危機對最貧窮地區影響的敗績，成為發達國家最令人厭惡的一個方面。我們必須警惕“氣候民族主義者”，他們正是妄圖加劇全球較安全區域不平等分配問題的一個群體。

       面對全球范圍的危機，我們需要的是全球性的氣候移民協議，但與此同時，類似于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區域自由流動協議也會有所幫助。例如，這類協議就曾幫助受災的加勒比島嶼居民在更安全的地方找到避難所。

       面對氣候變化，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是可以幸免于難的，加害于人的更多的是現有的邊境政策。空前規模的人口遷移必然將在本世紀爆發，這可能是一場災難，但如果處理得當，它也可能會成為我們面對氣候變化的一個出路。

       譯者：俊一